道善法門願景與使命

（一）品格
        孔子重視人格，在人格的修養上尤其重視君子之修養，因為「君子」在古代社會中乃指德行才能出眾的人而言，也是社會穩定的中堅份子。如孔子說：「義以為質，禮以行之，孫以出之，信以誠之，君子哉。」

       （《論語•衛靈公》）孔子平時與弟子們相處時常以「君子」二字相勉，以期人人皆能成為所謂君子。 至於孟子，對人格的修養則主張養性與盡心，也就是培養善的功夫，教人盡心去行善，而荀子則強調養心與厚德，就是以誠養心，以厚德待人。至宋明理學諸家亦以此為人格修養之要則。如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、致良知，在實踐上由人性本有的良知談存天理去人欲，當人的私欲降至最低時就如同孔子聖人氣象可以從心所欲而不逾矩，體現人本來的良知之善，其行為便在善之中，不會有所差錯。

（二）仁道
        所謂「仁」道就是指仁愛之道，「仁」與「愛」本屬一體，蘊於內者之謂仁，發於外者之謂愛，仁愛推至極點便是天地萬物為一體，而仁愛之起點則始於孝悌。「孝」是敬愛親長，「悌」是友愛兄弟，人人由於孝悌之實踐力行，則社會、國家、人類自然走向和諧美滿。

        中華文化向來是對於周邦鄰國採取仁道的方式對應之，絕少以滅國的方式來取得對方的資源，多是以君子相交，彼此各自獨立運作國政，每年派使者相互訪視，以慰勞交流而已。如此雙方文化的交流反而更落實，也不會有排擠的情況。

（三）忠恕 
        曾子曰：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」朱熹解釋：「盡己之謂忠，推己之謂恕。」凡事如能以自己的欲或不欲為標準，推而以知他人之欲或不欲，這樣就可確定一個人立身處世所應採取的態度，故孔子說：「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。」又說：「其恕乎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。」這都是說明忠恕就是推己及人的道理。

         儒家談忠恕，散播於民間即能形成風行草偃的效果，因易懂、易學、易用，此說能於運用於個人修身，亦能於外在的大環境行使之，如君臣相處、夫妻相應、國與國的對待皆可通用。

（四）中庸 
         鄭玄說：「名曰中庸者，以其記中和為用也，庸，常用也。」所謂「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。」儒家認為人類一切事物經常有兩個極端，各走極端是非常危險的，所以我們須循情度理來取中庸之道，此所謂執兩用中。過與不及皆失兩端，唯有行中庸方能不有所偏損。雖然有人會批評中庸過於溫和難顯個性，實則中庸之道在於人心之調節，非於實物上的不盡力。人還是可以很認真的工作、學習，但不需要為了工作而損傷身體。

（五）王道 
      《尚書•洪範》篇說：「無偏無黨，王道蕩蕩，無黨無偏，王道平平，無反無側，王道正直」，意思就是說王道是大公無私、不偏不倚的正道，王道就是重義務而輕權利。儒家建構了一套典範，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，這些既是偉大的政治家、領導者，也是聖賢的楷模，儒者將人格上的完美與政治上的完美結合，因此有仁德的君王，其所治理的天下必然合睦。商湯謂：「萬方有罪，在予一人，一人有罪，無以爾萬方。」（《尚書•湯誥》）。君王因人格擁有道德，必然體恤百姓，所行為必然為王道而非霸道。這個典範提供後來君主仿傚的對象，繼而成為行王道的仁君。故儒學對中華文化的國家治理產生絕對深遠的影響，它幾乎決定了中華民族的國家性格。

（六）實踐 
        儒家思想重視德行之躬行實踐，如《中庸》第二十章孔子說：「好學近乎知，力行近乎仁，知恥近乎勇。」又說：「博學之，審問之，慎思之，明辯之，篤行之。」這些都是勉人注意力行的要旨。孔子說：「先行其言，而後從之。」一個君子必先實行自己所說的話，待做到了而後再說，所謂「君子恥其言，而過其行。」假如只說而不能躬行，即認為是可恥的行為。